1949年10月14日的清晨，珠江两岸仍飘着硝烟，三架“零”式战机仓皇在低空掠过。就在这一天，身穿旧军装、左袖空荡的陈泊踏进广州市公安局的院门，成为这座南国大城的新任“第一警长”。没人能看出，这位精干的海南汉子心底正翻涌着另一场更早、更隐秘的风暴——从陕北山梁到南洋群岛，他的枪口从未打偏，可爱情的子弹却打穿了自己的心，也伤了两个女人。
上世纪二十年代，琼州海岸线上渔火阑珊。15岁的陈泊还是卢茂焕，赤着脚在棉花厂拉纱，纤维粉尘呛得人直咳。他咬牙认出一条路：革命。投身共青团，旋即转为党员；北伐失败后南渡星洲，一只手栽在自制炸弹上，留下人们熟悉的那个空袖。多年后有人问他疼不疼，他笑答：“疼，疼到记住了自己该干什么。”
1941年7月，胡宗南部在洛川集结，边区戒备骤紧。保卫部派出七人工作组南下侦查，组长陈泊领队。同行的吕璜——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的八路军报务员，第一次贴身见识这位“延安福尔摩斯”的行踪。山路险，日夜赶，一次夜宿破庙，几只野狼闯院，警戒兵大喊。吕璜惊叫，扑向陈泊，后者一把揽住她，低声命令：“谁都别开枪。”狼群被火把驱散，两人却从此对视生波。
接下来的十几天，他们往返照金与古庙之间。一条小溪替代了公路，水冷石滑，却挡不住悄悄发芽的情愫。吕璜披陕北头帕，扮村妇骑在马上；陈泊牵缰，头顶白羊肚手巾，远看像赶集的小两口。有人回忆那画面，说像老电影，但当事人彼时分明置身枪林弹雨，只是爱情让耳边一度安静。
麻烦随即爆发。延安早有纪录：陈泊已婚，妻子李器，保卫部后勤干事，江南大学生，带俩孩子。谣言从前线飘回枣园，组织的处理方式是“拆开再议”。吕璜被命令返延安，陈泊继续在陇东活动。临别一夜，烛光昏黄，陈泊低声说：“等我。”吕璜泣而点头。那一刻，任何决绝都比不上一句承诺来得暖，也来得险。
1942年春节前，吕璜被调往绥德。北风像刀，马蹄踏雪，她的眼泪很快结成冰渍。绥德保安处长误把新来女同志当作媒人送来的对象，围着寒暄打转，几日后得知她与陈泊的关系，尴尬收场。与此同时，陈泊结束外勤，抵延安。人群中找不到吕璜，他皱眉，却按计划与李器彻夜长谈，决定搬到对门小屋独居，“不耽误你，也不骗她”，语气决绝到像在下达抓捕命令。
一年多的分居，让延安的窑洞里多了无声较量。周兴劝陈泊：“别让流言毁了你。”他没听。李器则选择静默，以温和包容应对嘈杂。1943年春，她递交离婚申请，并写信给吕璜：“我不怪你，望珍重。”一封信，写了整整六页。夜里，吕璜握着那封信，眼泪浸透被角，她明白，成年人的成全往往比争夺更疼。
1943年秋，黄土高原天高云淡，陈泊与吕璜补办婚礼，简单得只有几块油糕和一支土枪礼炮。有人窃窃私语，有人替李器抱不平。陈泊懒得辩解：“欠她的，日后想办法补。”革命队伍里，婚姻并非禁忌，却也从无闲情记录温存，他们只能向前走。
1946年冬，东北战场急缺情报干部。陈泊、吕璜北上哈尔滨，主管保安总队情报科。李器则在呼兰县公安局任副局长，不久与当地一位转业军官组建新家。旧账由时间结清，三方皆未回头。
再把镜头切回广州。1949年底，城市海关、钱庄、青楼、鸦片馆错综杂糅，新政权要在最短时间内拔掉暗桩。陈泊带人夜搜西濠口，半个月捣掉十四处兵特联络点；抓毒枭时，他用仅剩的右掌拍着桌子吼：“这回别想再跑！”局里年轻干警背地议论：老局长连家事都处理得干净利落，何况治安？一句笑谈，却道出复杂人性——他可以在公与私之间反复权衡，但底线清晰。
1952年破获“国安社”潜伏网后，陈泊被调北京，吕璜随迁。她仍习惯在深夜替他磨墨，左手扶纸，右手书写缜密的破案提纲。偶尔有人提起当年的陕北旧事，两人或沉默，或对视一笑。岁月没有抹平遗憾，却让责任越压越实。
1966年的风暴袭来，陈泊这位“海外赤手”被扣上莫须有罪名，双手抱头站在院子里挨批。那条空荡的左袖成了“反动”的“装腔作势”。吕璜护在他身前，嗓音嘶哑：“别碰他，他是残疾军人！”一句话，把自己也推到台前。有人说，这对曾冲破伦理、敢爱敢恨的夫妻，最终还是用同样的固执守住了彼此。
多年之后，广州公安老档案里还留着他的批示原件，落款处潦草却有力的三个字：陈·泊·印。纸张发黄，墨迹犹浓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——“缺失左手，莫失公心”。据说那是他自嘲，也像自勉。
如果仅从职务表看，陈泊只是新中国最早的地市公安局长之一；若翻开家事，又是三个人的情与义交错。铁血与柔情，在他身上毫无逻辑地并存，这可能正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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